【环球新视野】“红旗歌手”刘媛媛自传《我歌，我快乐》(21-30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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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- 21、碰到了梦想的窗台 --

北京，好宽啊。

【资料图】

在长安街的灯光下，我可以感觉得到，自己脸上有一种无法掩藏的奕奕神采。

这里，是高校森林，更布满了艺术院校的皇家风景。

本来，我和妈妈是冲着中央音乐学院去的，可到考点一看，天啊，跟赶集似的，人潮汹涌，千头攒动，真排上队，半个月怕也轮不上。

就这样等上十几天吗？加上回程时间，头头尾尾，前后不得耗上一个月呀！

妈妈有妈妈的智慧。

“哪能吊死在一棵树上，媛媛，我们走。”帮我在中央音乐学院考点上报过名，妈妈拉上我，先后找到其他艺术院校或普通院校的艺术专业考点，一一参加面试。

最先面试的，是中央民族大学艺术系声乐专业。

在等候面试的时候，在身旁走来走去的，绝大多数都是脸庞俏丽的大姐姐，还有面容俊朗的大哥级考生。和他们比起来，我实在显得太小了。久不久，我的心会像突然加大油门的拖拉机一样，突突突一阵狂跳。

妈妈像洞悉一切似的，一边轻轻替我抚背，一边用异常平静的声音说：“媛媛，别紧张，凭你的功底，怎么样也能吓人一跳。考试不光看架子，要抖真东西。”

那几天，一个点一个点考下来，我真累坏了。

凭感觉，我认为主考官们最认可的是我的本色歌喉，虽然我专业知识有点欠，但考官们也没有为难我。

该离开北京了。我带着五彩缤纷的幻想回到乌鲁木齐。

在我身后追随而来的，是三份面试合格通知书：一份是中央民族大学艺术系的，一份是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的，还有一份，来自中国音乐学院歌剧系西洋歌剧专业。

那一天，是我长到花季这么大以来，最最阳光的一个日子了。

由于我的学习成绩非常好，爸爸妈妈终于长长地舒出一口气。要知道，有很多专业尖子生，就是一头栽倒在文化课这级台阶上的。我很引以为自豪的是，我的文化成绩居然位列当年全国艺术类考生前茅。那个成绩，即使拿掉一门数学，也仍然可以录取到一所不错的普通大学去。

但是，三份通知书，就意味着必须三选一。填报高考志愿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不亚于又一次高考。

用排除法吧。

先说北京师范大学。当时，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毕业生，超过百分之九十的可能要到学校去做声乐老师。我的梦想不是讲台，而是舞台，我不想因此而有所限制。那就先放一放。

再说中国音乐学院，在我的印象中，歌剧系的学生，总应该有一副好身材才对，里面有个舞台效果的问题，我个子小，总觉得不大合适吧。当初为了不空手而归，面试起来，根本不考虑这些问题，但到了填报志愿的关键一环，所有的疑问，就被放大得清清楚楚了。

最后一个，当然就是中央民族大学艺术系了。

我是苗族，而且是新疆考生中的苗族，这无疑是一个天然的优势。再一个，我一直唱着的，大多是具有民族风格的歌曲，几乎每一位老师都把我定位为本色歌喉，这样的歌喉进民族大学，应该很容易就能找到自己的准确位置。

综合比较，把握最大的，毫无疑问是最后一个。

在家中明亮的灯光下，在爸爸、妈妈和妹妹静静的注视中，我紧握手中钢笔，在高考志愿的表格上，一笔一画写下了最后的选择。

哦，中央民族大学，那会是我拉开音乐梦想之幕的一个美丽窗台吗？

-- 22、白石桥心情 --

我一向对地名不敏感，曾经呆过的很多地方，老记不清叫什么，至于路过之处，就更是糊涂了。

但是，对于北京白石桥，我却永远都不会忘记，因为，那种记忆是刻在骨子里的，走到哪，就会带到哪。就连毕业后我分到中央民族歌舞团，也依然和白石桥紧紧捆在一起。

中央民族大学，就紧靠着白石桥。

中关村大街是一条银丝线，把北京的许多高校，如珠链般轻巧地穿在一起，挂在海淀区的胸口上，夺人眼目。从北端的清华、北大开始，一直往南穿，人大、农大、理工大、北二外，一所又一所，将到未到国家图书馆时，终于穿起了中央民族大学。再往南两站地，就是紫竹桥了。

说起来，中央民族大学，是这条路上的高校中，最靠近市中心的一所。

这里，是中关村南大街27号。

在走进宽大校门的瞬间，我第一感是狂喜，第二感是敬畏，第三感是冲动，第四感是憧憬。

我之所以会敬畏，是因为爸爸告诉我，乌兰夫做过学校的第一任院长，费孝通先生也曾任过副院长，而冰心老人的家，就在学校后面的家属院里。更让我兴奋的是，一墙之隔的中央民族歌舞团，就是蒋大为常常出现的地方呀。

此后四年，这里就是我的家啦！

一想至此，我的心就像北京天空的鸽群似的，呼啦啦越飞越快，越飞越远。

和其他院系不一样，我们班只有六名学生，五女一男。这种现象，源自科学的声乐教学规律。实践证明，在声乐教学中，大范围覆盖不可能出效果，只有一带一，才能培养出真正意义上的歌手。

我备感欣慰的是，在被人千挑万拣之后，自己依然活着，并且活得理直气壮，感觉良好，有滋有味。

四年的白石桥生活，从此开始啦。

-- 23、15号楼240 --

确切地说，在北京各高校中，中央民族大学的校区实在算是小的。兜兜转转，也就两条主路贯穿南北，其他的路，划到小径那一类也不冤。但是和很多高校一样，校园里，枝叶间，竖立着不少很有怀旧风格的大楼小楼，带有极强的一九五几年的印记，灰灰的，有飞檐的那种。

我所住的15号楼，就是这种楼之一。

二楼，240房间，连我一起，住了六个女孩。

在我住进去之前，已经先到了三位房客。初进宿舍门，我有点不知所措，站在房中间，怯生生左看右看，不知该坐哪张床。

本来，大家都是新生，新生看新生，感觉总是差不多的吧。可我那时候想得很多，总认为人家先来，再怎么着自己也该低调一些，让人有个好印象。于是在点过头之后，只默默地做手上的事，铺床，挂衣服，放东西，一句话也没敢说。

嗨，其实呢，房间里其他三个小脑袋，竟然和我想的一样！

后来说起当时情景，我们忍不住笑成一团。

“真的呀？你真的也是这样想啊？”

“你说你们讨厌不讨厌，人家新来，就没想过给点温暖什么的？”

“什么呀，我还等着你给温暖哪！”

“也真是的，那会儿都不说话，我闷得都想马上回家去，一个个都跟刚打过针似的。”

“那你回呀！你要真走了，恐怕肠子都会悔青的。”

“唉，说起来，还是媛媛最善，后来到的两个，不都是人家媛媛招呼的呀！”

“怨你呗！”

“怨你！”

“怨你怨你……”

“真是，以后学学好不就行啦？瞧你那小样儿……哎哟，别闹，别闹……”

是啊，再后来的240房间，就像炸过一枚笑弹似的，进进出出的每个人，似乎不笑就不足以证明她们拥有着最好的年华。

有时候，三更半夜，宿舍里的某一个，也会毫无理由地爆发出一阵大笑。起初，只是她一个人笑，而当她的笑声渐渐停止时，其他五个却再也忍不下去，捂着肚子，在床上一起大笑起来。此时，楼上楼下肯定会在暖气管上当当当一通敲，以示她们的存在。

更搞笑的是，大家正笑着，头一个笑的女孩说话了，声音慵倦而又迷惑：“喂，你们在笑什么呀？”

回答她的，当然是又一阵更加放肆的笑声。

现在想来，我生命里的大部分笑声，都留在了240，是和姐妹们一起笑掉的。

多年后的一天，我偶然回到母校，很自然就来到15号楼前，很自然又走上楼梯，以一种回家似的感觉，来到240门前。屋里，床还是那样的床，桌子也还是那样的桌子，连笑声，都像极了那时候。

“您找谁？”一个长相甜甜的女孩把目光投向我。

“不找谁，怀念怀念这里，行吗？”我看着她，像看着以前的自己。

“哦。”女孩有些迷惑，却没问。

“我住过这间房子。”我很想看看她会是什么表情。

“是吗？那就是师姐啦？”从女孩脸上，我终于找到了一种久违的亲切和纯净。

是啊，师姐。

240，物是人已不是，但那美丽之极的青春故事，仍然在一拨一拨，不停地写，永远不会老去。

-- 24、蟑螂零距离 --

生活里除了笑，也还有哭，而且，爱哭似乎是女孩子的天然权利，无可争议，无法指责，即使那一哭，并不因为很重要的什么。

我的哭，也由此变得理所当然。

把我弄哭的是一个小东西。

蟑螂。

十个女孩中，总有九个怕蟑螂吧。而我，不只是怕，甚至能用“惊魂”两个字来形容。

那一晚，我从教室回来，累得咣一下就躺倒在床上。几个女孩问过一声，就依然唱歌说话，继续她们无忧无虑的快乐生活。

虽然上了大学，我也从未真正放任过自己。我心里十分清楚，那个斑斓梦想离我到底有多远。我不可能忘记在新疆的那些日子，也没法忘掉自己曾经怎样唱那首《蓝天上的白云》，更不会抹掉一直在记忆中飘来飘去的菊花香。

每天，我都像块干燥的海绵，尽可能多地吸纳老师讲的每一点，吸进来，消化，再吸进来，再消化。因而，我常常会在教室里泡到很晚。

真正能抓住梦想的翅膀，会是在四年后吗？或者是五年，六年，七年，八年？

正想着哪，一侧脸，就看见了一个褐色的小东西，它不停地摇动两根细细的须子，和我面对面。其间距离我无法判断，总之，它非常放大，静静停在眼前。

北京的蟑螂很怪，好像总也长不大似的，一只一只，也就指甲盖大小，但即便如此，在和蟑螂零距离的一刹那，我的魂，嗖一下飞了起来。

“啊——”

我嘴里发出一声尖叫，整个人，却一动也动不了。

这时，我惟一能做的，就是哭出声来。

“怎么啦？怎么啦？”几个女孩吓了一跳，一起围过来。

我用尽全身力气说道：“蟑螂！蟑螂呀！”

然后，我就听见了几声类似于我的尖叫。

毕竟人多，叫过之后，女孩们壮起胆，各自手持家伙，向蟑螂发起总攻。

可那都是些什么武器呀，有梳子，有牙刷，有磁带盒子，甚至还有……脸盆。

蟑螂，终于还是在乱棍之下告别了这个世界。

为了不再遭受此类恐怖攻击，经过集体公议，我们一起来到中关村市场，每人买回一顶蚊帐。

自此以后，不管季节如何更迭，我每天都会把蚊帐牢牢扎好，不给小爬虫以任何可乘之机。我想，如果再有一只蟑螂爬到我脸上，我可能会“死给你看”。

生活，就是以这样一个个小插曲构成了人生的长剧。

-- 25、吴老师，永不褪色的感念 --

15号楼住着不少声乐专业的学生，每天清晨和黄昏，吊嗓子的声音就会成为这里一道独特的风景。

“咪咪咪咪咪——”

“嘛嘛嘛嘛嘛——咿——咿——呀——”

不知者为怪，知者不以为怪。

那是我听得非常习惯的声音，男声，女声，高音，低音。听着听着，我会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置于老师的视角，去判断哪个声音练得可以，哪个声音还没练上去。

寒暑假时回到家里，早上一睁眼，听不到那此起彼伏的练声，心里，立时会有一种莫名的失落。

我们的指导老师姓吴，吴坤侠，是一代声乐教育名家。他早年随家人旅泰，回国后，一直从事声乐教育研究。这是一位慈祥的长者，温和、宽厚、谦谨，还不乏激情。

开学第一课，每人必须先唱一首最能表现自己嗓子特征的曲子。

我想也没想，张口就唱起来：“打起手鼓唱起歌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……”

歌分三段，节奏明显，调子紧凑，具有很强的民歌风格。我的嗓音是本色型，唱这样的歌，效果应该还可以吧。

一曲歌罢，吴老师轻轻说：“再来一遍。”

我以为是自己没唱好，赶紧调整了一下状态，认认真真开始唱第二遍。

谁知，吴老师仍是说：“再来一遍。”

这可是第三遍了呀！别的同学，有谁被要求唱到第三遍呢？虽然心里犯嘀咕，我依然调动出全部演唱激情，用心地唱下去。

此时，一件在我看来不可思议的事发生在了吴老师身上。

我歌至一半，突然发现不知何时起，吴老师已悄悄闭上了双眼，头微微歪着，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，就跟睡着了似的。不会吧？难道是老师头天没睡好？我这首歌，再怎么样也不能叫做催眠曲呀！

想归想，念头只是一闪，歌总要唱完。

歌毕，我静静望着吴老师，不知是否该叫。大约过了十秒钟吧，吴老师突然睁开眼，一下站了起来，眼里有一丝掩藏不住的喜悦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闭目倾听，是吴老师上课时常有的习惯性姿态。

我还在傻站着，吴老师已开始对我的嗓音进行分析。

“刘媛媛，你的嗓子条件相当好，音域较宽，更重要的是，提升的空间潜力很大。如果，在声带还未完全定型之前，你进一步强化发声训练，效果就会更好。”吴老师说话语速不快，还带有很浓重的泰式口音。他端起杯子润润唇，接着说，“你的乐感也很好，对歌曲的欣赏力和表现力不弱，这两大优势，可以掩盖很多不足。当然，你最大的问题，是没有经过系统化训练，本色过于突出。但是，你起码具备了成为一名歌唱家的优良潜质。好好练吧！”

吴老师的每一句分析，都精辟得让人服气，那种权威感，一下就镇住了我。

说实话，在中央民族大学声乐专业，头一节课就让吴老师作出如此评价的新生，实在不是很多。

但是，出乎我意料的是，第一学期期末考，在全班五女一男六个同学里，我的成绩只排在第五名。

那之后，我的话突然变少了，心里像有什么东西堵着，吐吐不出，消消不去。

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问题出在哪个环节上呢？

有时，即使在课上，我也会呆呆地望着窗外，眼珠子定定的。

吴老师很快察觉到了。

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：“媛媛，最近好像不开心啊？晚上到我家吃个饭吧。”

师母一见我，高兴得什么似的，拉着我舍不得放手。她把我让到沙发上，一直不停地说话，生怕我闷得慌。吴老师反而没说什么，一个人在书房里静静看书。

我明白了。吴老师真是用心良苦，他是想让师母来开导我呀。

师母绝对是个能干而贤惠的女性，她一边忙里忙外，一边还要顾着和我说话，一桌菜，没怎么等就上来了。上桌前，师母跟我说了这样一席话：“媛媛，要相信自己。吴老师非常看好你，常跟我说，媛媛会有大出息。他从没叫学生到家里吃过饭，这次，是为了你才破了这个例呀。”

那一刻，我的眼睛瞬间就潮了。

吃过饭，吴老师对我说：“媛媛，别老想那个排名了，关键是要正确地看。进校前，其他同学都有过较系统的声乐训练，而你呢？没有吧？所以，起步时你就显得比别人慢半拍。但我说过，你有很好的潜质，有潜质就要充分发挥，发挥好了，成绩肯定就不再会是问题，明白吗？”

是啊，悟性就像一层纸，一点透，就什么都清楚了。

在吴老师的细致指导下，我的成绩跳跃式上升着，第二个学期位列第二名，到第三个学期时，已经变成了第一名！

让我怎么也想不到的是，对这样一个具有高度责任感的指导老师，竟也有人告黑状。

这个黑状的焦点，在于吴老师上课时会当堂入睡，也就是“课寐”。

此状一出，系里流言渐起，老师们人人自危。

吴老师上课睡觉？开玩笑！我再也忍不住，直接找到系主任，把我在第一节课上看到的事原原本本说了出来。

“我绝对可以证明，吴老师不是睡觉！班上的同学都很清楚，他只是在闭目倾听而已，听完，他马上就会作出判断和分析。这一点，我可以用人格担保。”最后，就在系办，我仔仔细细把自己的意见写了一遍，签上名，郑重交到系主任手里。

假的真不了，真的假不了。

经过详细核证，系里很快对吴老师作出了肯定的表态。

班里大多数同学在调查中都说了真话，但是，主动提出看法并形成文字材料的，只有我一个。

这之后的一个下午，我正练声，就看到吴老师慢慢走过来，也没说话，只在一旁静静听着。直到我练完一个单元，他才叫道：“媛媛，来。”

“吴老师，我练得有问题吗？”我问。

“媛媛，我没看错你，至少在品德上，你是一个无可非议的学生。”吴老师说得很慢，却显得极有分量。

“啊，您是说那事儿呀。吴老师，我觉得，那样对您太不公平，我要不去说出来，自己都不会原谅自己。”我有点不好意思。

“媛媛，做什么都有个度，练声也一样。你总这样练，不让声带好好休息一下，也不对。”这时，吴老师脸上掠过一丝复杂的表情，停了停，说：“这样吧，你按我总结的一个方法练，专门练wu音，这是个闭口音，既练声，又保护嗓子。”

“太谢谢您了吴老师！”我大喜过望，随即，又生出一个问号，“老师，您这个自创方法，好像从没教过我们，为什么要告诉我呢？”

吴老师望着远远的地方，良久不语。

远处，阳光斜斜地晒下来，在几棵雪松的一侧镀上了一层亮色。校礼堂的红门口，也因为光照而红得耀眼，在绿树掩映中透出一种高贵的从容。

“老师……”我轻轻的叫声，终于把吴老师的目光唤了回来。

“啊，媛媛，记住，艺术到了一定高度，要想再上一个层次，就不能单靠天赋和技巧之类的东西了。”吴老师没有正面回答什么，自顾自地说下去，“一个人的品格和道德，决定了他是否能真正拥有艺术的高境界。乐品是一个歌唱家的灵魂，而乐品的形成，和一个人的人品密切相关。媛媛，老师的指导只是一种催化，自己的路，终究还得自己去走啊。”

吴老师这番话，真正是语重心长，不断影响着后来的我，直到今天。

人生遇此师，幸莫大焉。

-- 26、定腔 --

给学生定腔，是声乐专业一个必须的程序，就像给一部汽车核定载重量一样。一旦定了腔，老师就会严格按照不同标准进行施教，一般情况下，定腔后不再更改。

但是，由于定腔，我居然成了中央民族大学艺术系声乐专业少有的一个特例。

刚进校时，由系里多位老师共同审议，我被定为“女中音”，因而，一直被作为女中音歌手来培养。

我想，女中音也不错，关牧村不就是女中音吗？我还学过她很多歌呢！不管定什么腔，只要练好了，一样能出彩。

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吧，我一直按标准女中音来要求自己，非常投入。

不知为什么，大二一开学，音乐教研室的老师们突然频频找我，让我反复试唱，弄得我心里七上八下，怎么也想不出个头绪。如果是因为我声音出了问题，要我重修一年，那可就真惨了！

但结局不但没坏，反而让我兴奋起来。

整个音乐教研室在开了一夜的会后，正式通知我说：“刘媛媛，以前给你定的女中音，事实证明不大准确。经研究，我们一致认为你是个标准的次女高音。以后，学校会按次女高音的标准来培养你，你做好心理准备吧。”

次女高音？太有意思了！这说明，我的声音还有提上去的很大空间，重新校正嗓腔，对我来说，也是个让人冲动的挑战呀！

于是，我改唱了一年的次女高音。

次女高音和女高音，虽只有一字之别，却完全是两种练法。练的内容不一样，练歌房可是紧挨在一起。平时上课，仅一墙之隔，两边的声音当然会传来传去。女高音们练声常常要打花腔，那种音效，听起来相当特别，是“咯——咯——咯”的那种。每次，我们这边都会有人开玩笑说：“快听，隔壁的声音像不像公鸡叫呀？”然后，我们就会没心没肺地乱笑一通。

没想到的是，后来，我竟然又一次转腔，真的练“鸡叫”去了。

事情的起因，源于我的好奇和好强，次女高音，到底和女高音有多大差别？每次笑完，我心里都会浮出这样一个悬念。一次下课后，乘着大家不在，我努力模仿隔壁的“鸡叫”，“咯——咯——咯”地亮起了嗓子。正吊着呢，一位老师推门而入，直接问道：“刚才谁打花腔？”我吓了一跳，结结巴巴地答道：“是，是我。”那老师认真看了看我，说：“哦，是你。明天，你到音乐教研室来一趟。”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糟了，闯祸了。难道打花腔会坏了练次女高音的基础吗？

第二天，我忐忑不安地敲开了教研室的门。

叫我来的那位老师说：“刘媛媛，你再打一次花腔给我们听听。”

我小小声声地解释道：“老师，对不起，昨天我……”

另一位老师打断我的话说：“哎，打花腔很正常呀，你没错，我们只是想一起听听。”

我一听，一颗心马上放了个踏实，有模有样地打起花腔来。

正打着，就听见教研室主任大叫一声：“错了！上回还是搞错了！刘媛媛，你十足就是一个戏剧女高音！”

得，就这么一句话，大三一年，我又练起了女高音。

大学不过四年，我前后练过三种音，跨度之大，难度之高，还真是很少见。正因为有这样的经历，对各种音，我才有了自己独特的理解，最终形成了一种只属于自己的演唱风格。

我的成名曲《五星红旗》是一首挺有难度的歌，它跨越了十三个音度，从理论上说，不是谁都能唱好的。这首歌，我之所以演绎得相对比较完美，因素当然很多，但四年三定腔的经历，绝对是其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。

人生有时候充满了戏剧色彩，幽径回廊，一波三折，很多东西总是让你处于被动的接受之中。这时候，虽然你无法完全控制，也千万不能丧失局部的主动。要知道，不管是什么样的过程，对你来说，都非常可能是一个小小的宝藏，应该尽力去了解它，判断它，乃至充分利用它，不定什么时候，它就会给你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。

-- 27、姐姐的信和妹妹的信 --

在大学，收信的感觉真是很美妙。

每当有姐妹从系办回来，宿舍里的女孩会无一例外地露出渴盼的眼神。

“哎，有我信吗？”

“好像有。”

“快给我快给我！”

“咦，看错了哪，没你的信。”

“唉……”

那一声长长的叹里，放进了太多的思念和失望。

那时候，打个长途已经是很奢侈的事了，更遑论手机啊上网啊什么的。

一旦收到来信，哪怕只是很普通的一封呢，心里那种极其特别的快感，立时就张扬得不得了。

信在手中，慢慢撕开信口，近乎贪婪地把来信从开头读到落款，最大限度地咀嚼阅读的欢愉，这是一个多么诱人的情境啊！没有谁能够否认，在紧张的学习生活中，读信，有一种把心情放在咖啡桌旁似的不可拒绝的诱惑力。

在一个天空干净得水洗似的中午，我竟同时收到两封信。

一封是姐姐寄来的。

一封是妹妹的。

此时，姐姐早已从军校毕业，而妹妹，也进入了新疆大学外语系。我曾说过，对姐姐，我有一种母亲式的感觉，她毕竟大我很多，从小到大她给了我太多太多的细致呵护，在我心里，她真的是很完美，谁娶了她，都是前世修的福分。

姐姐在信里说了很多，家里的近况，她自己的近况，乌鲁木齐的近况，在信的最后，她单独写了一句话：“上次寄给你的钱，不知够不够？在北京花销大，不够，跟姐姐说。”

每个月，家里都会给我寄一些基本的生活费，除此之外，姐姐也常常自己另外寄点，生怕我因钱而受委屈。实际上，我用钱用得很省，每月都能剩下不少。于是，像姐姐一样，我把剩下的钱计划一下，将其中一部分又寄给了妹妹。

妹妹的信没写太细，只大致说了说，但有一行字写得特别大：“姐，你寄来的钱和信均收到，我不会乱花的！”

我把两封信放在一起，看着。一封代表着姐姐对我这个妹妹的细心关照，另一封，则体现着我这个姐姐对妹妹的关照。

亲情之爱，就像一条永不断开的情感链，从上上一代传到父母手里，又从父母那里传到我们身上，姐姐给我，我给妹妹，一环接一环。在把爱传给亲人的同时，把希望和祝福也一同传递了。

后来妹妹告诉我，我寄的钱，她始终珍藏着一张五元币，夹在一本书里，只是为了一个纪念，一翻书，就会想起这一段。

同样，那两封信，我现在依然收藏着。

-- 28、永远的哥哥 --

自从干爸一家在我读小学时搬到北京后，想见他们就没那么方便了。但是，我一直都和干哥哥通着信。

考学到北京，我终于能常常跟他们在一起了。

干爸干妈依然对我怜爱有加，我到家里时，干妈经常亲自跑到公车站，看着我下车才踏实。在站牌下的人群里，干妈的白发被风吹着，特别醒目。那情景，总是让我心里软软的。

哥哥在读清华大二，星期天一般都回家，我们也就能常常在家里碰着。每次回校，哥哥都会买一大堆水果让我拿着，好像没水果我就没法唱歌似的。

清华在中关村，和我们学校还算近，当然，这种近，只是相对于北京城而言。所以，哥哥时不时总会骑辆旧单车，巴巴地跑到白石桥来看我。

在他眼里，我大概是个自理能力很弱的妹妹，一个人漂在北京，也没有什么朋友，哎，让人操心着呢。

有一次他来，正撞着我在洗衣服，泡沫子甩得满身都是。看见他，我高兴得一撩头发：“哎呀，哥，又给我带什么好吃的呀？”哪想这一撩，一堆泡沫跟起来，糊了我一脸一头。哥哥瞪瞪眼，一副想笑没笑出来的样子，说：“好了好了，想吃还不容易？赶紧擦擦，像什么样！”也不管旁边有人，他过来就把我扯开，非常熟练地洗起盆里的衣服。我脸一下红了，忙说：“哥，你别弄，让我来……”他手里没停，头也不回地说：“来什么来？就你这样洗，天黑也收不了工。别不好意思了，谁叫我是你哥。”旁边几个女孩听了，都叫起来：“刘媛媛，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呀，要不，让你哥帮我们洗吧，行吗？”她们一起笑起来，但眼睛里，分明有一种叫做“羡慕”的东西。看着哥哥宽宽的背，我再次感觉到了一份做妹妹的幸福。

来得多了，哥哥发现，我们系不少男生，甚至女生，常聚在房里抽烟品酒，高谈阔论，大声喧哗。他皱起眉头，问我：“他们老这样吗？”我见惯不怪地说：“搞艺术的嘛，他们说这样才容易有灵感，才好发挥创作激情。”哥哥哼了一声，说：“小孩子懂什么。媛媛，我可告诉你，以后我不管，至少现在，你不能跟他们一样！认真练好基本功，比什么都强！”我从未见过哥哥这么严肃，所以，那声回答，也表现得空前的乖顺。

哥哥的细心，体现在每一个细节上，整理课本，清洗被子，打满开水，还专门帮我码好饭菜票，用皮筋扎好，告诉我什么时候该再买……哎，不说了，真要说起来，没个完。

他真的就是这样一个哥哥。

有一段时间，大概一个月左右吧，哥哥突然消失了，一次也没来过。我特地跑到干爸家，却始终没见着人。

这可怪了。

某个晚上，哥哥重新出现了。

他手里拎着个纸箱，一脸兴奋地走进来。

“哥，这么长时间，你干嘛去了？神神秘秘的。”我盯着他问。

“嘿，激情呀！你不是要找激情吗？”他放下纸箱，很得意地跟我说，“这就是我送给你的激情！”

“什么呀？”我急忙打开箱子，里面，码着机器呀喇叭呀什么的。

“音响啊！这可花了我几十天时间呢！”哥哥说。

“这什么牌子呀？好像什么都没标，不会是‘三无’产品吧？”我就想逗逗他。

“傻吧你，这是我专门为你定做的，买的全是名牌配件。一点不吹牛，我的组装技术绝对一流，Hifi级效果呢，不信打开试试！”哥哥自信满满地说。

还真是，这机器卖相不怎样，可放起音乐来，一点不亚于六千元以上级别的套机。这么复杂的玩意，居然是他自己一点一点攒出来的，太棒了。

这机器上的每一颗螺钉，都承载着哥哥心里那份纯净至极的兄长关爱；里面飘出的每一缕乐声，都充盈着这世界上最可宝贵的绵绵亲情。

我永远的哥哥啊！

-- 29、雨夜幸福 --

其实，起初的日子，宿舍里的女孩们是把哥哥当成我男朋友看的。

你想呀，一个大男孩，帮我把被子都洗了，别人当然有理由认为他是男朋友啦。

但，他确确实实就是我哥哥。

一次，在宿舍里，哥哥当着其他四个女孩的面，很直接很认真地说：“你们都别瞎猜啦，我真是媛媛的哥哥，亲哥哥。”

女孩们说：“不会吧？你们一点不像呀！”

我看看哥哥，一种由温暖和信任交织而成的感觉自心而起。

我说：“哥哥还有假的呀？骗你们干嘛呢？你们都有王子，就剩我一个，我要真有男朋友，第一个带给你们看！”

哥哥拍拍我的头，笑了。

从此，女孩们不再在此问题上纠缠。

艺术系的女孩子，个个如花似玉，追的人特多。大一还没结束呢，宿舍里四个女孩，人人都靠上了一副遮风挡雨的肩膀。她们因此常替我惋惜，说媛媛，你人这么漂亮，怎么跟爱神就是不碰面呢？

那会儿，我还真没动过这份心思。

转眼，又到了一个星期六。哥哥从家里给我打电话，问：“媛媛，家里刚买了很新鲜的芒果，你要不要回来吃点？”

我说：“马上要考试，复习时间太紧了，我可能回不去。哥，你多吃点吧，就算帮我吃的。”

哥哥说：“这还有帮吃的呀？这样吧，晚上你别出去，我给你送过去。”

我赶紧说：“你不也要复习吗？别跑这一趟了……”

话没说完，他把电话挂了。

唉，不听劝。

时近黄昏，天突然变了，大风呼呼刮起来，一排排树，就像喝了酒似的，被风吹得东倒西歪。天色很快暗下来，街上，路灯早早就亮了，行人更是来去匆匆。

大风约刮了半小时吧，夜空里一道闪电，雷声咣地炸下来，紧接着，暴雨倾盆而下，哗哗哗声一片，老天像一个被压抑了很久的病人，终于有机会疯狂地发泄一次了。

除了雷声和雨声在房间里游荡，240宿舍像没人似的，女孩们都缩在床上，好半天不说话。这么响的雷，对天生胆小的女孩们来说，绝对有一种震慑力。

雨下着下着，就变成了另一种声音，炒豆般响。靠窗的一个女孩大叫起来：“不得了啦，下冰雹了呀！”

大家赶忙一起围到窗前看。

我心里一紧，猛然想起哥哥打的那个电话。哎呀，这天儿，哥哥怎么来呢？下雹子哪，要真在路上，那就挺悬的。我真希望他还没出来，别让几个果子弄出什么事呀。但直觉又告诉我，哥哥一定已经出门了，他那脾气，说了就要做。唉，剩下的，只有在心里企盼老天，快停了这场雨吧！

正担心呢，一个女孩嘀咕起来：“大家不都有王子吗？今晚，王子会不会来呀？”

我想起来，是星期六啊，要不下雨，恐怕女孩们早约会去了吧。

另一个女孩说：“这种天，谁的王子要来了，谁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了！”

我随口说道：“想什么哪，风大雨大的，王子才不会来呢。换成你的话……”

一句话惹了众怒，所有人都朝我嚷嚷说，媛媛，你太小了，好多事，你根本不懂……

争呀争的，屋里闹成一团。

正其时，敲门声响了。

女孩们极其迅速地跳下床往门边跑，嘴里一边还说着，哪，现世报，有王子来了吧？

还真有痴情人呀！我不吱声了，也懒得去看，反正没我什么事。

门一开，女孩们突然静下来，有人羡慕地喊：“媛媛，是你哥，你哥来了！”

我起身一看，真的，迎头就怨起来：“叫你别来别来，这么大雨，还有雹子，干嘛不听呀？”

哥哥一身透湿，手里的袋子透出浓浓的芒果香。

他笑着说：“没事儿，傻呀，下冰雹不会躲吗。我可不想让你馋死，负不起那个责。对了，你没去打饭吧？水壶满了吗？”

哥哥一问，不单我，其他女孩也才想起来，因为这场大雨，别说上饭堂，连楼梯都没下过呢。

哥哥拿起所有的饭盒，给我们每人打了一份饭，还捎上两壶开水。

后来女孩们悄悄跟我说，媛媛，你哥哥真棒，你绝对是个非常非常幸福的小妹妹。

我也这样认为。

我相信，在这个世界上，肯定有一种不是血脉却胜似血脉的亲情，能够超越普通情感，抵达一个叫做“永远”的地方。

永远有时很远，有时很近，因为，它只在于心的空间。

-- 30、暗香 --

亲情永远不舍，而友情，也是一个人生命中的必需。

说起来，大学四年，我最好的一个朋友，却得自于非常偶然的一个机缘。

大二那一年，为更好地活跃气氛，经济系特邀我们艺术系共办一场迎春文艺晚会。

在会场，我和经济系一个女孩并排而坐。女孩眉眼甜甜，很秀气的样子，一看就有南方姑娘那种特别柔媚的味道。

座位是系里安排的，艺术系和经济系穿插着坐，其动机，大概是联谊起来更利于交流吧。

正等着晚会开始呢，就听一声欢呼：“发吃的啦！”

两个系的学生会干部抬着几个纸箱，里面是瓜子啦水果啦饮料之类。我眼尖，一下就看到那里面有我特爱喝的酸枣汁。长长一个晚上没点自己爱吃的东西，我可不知道怎么过。一瓶酸枣汁，可以让我心里变得舒服一点。

可当纸箱转到我面前时，箱底，只剩了一瓶苹果汁。

我大失所望，不甘心地问：“哎呀，麻烦你，能不能给我换瓶酸枣汁？”

那位学生干部又找了找另一个纸箱，摊摊手，为难地说：“对不起，真没有了。”

这时，邻座的女孩说道：“呀，你这么喜欢酸枣汁啊？我跟你换吧。”

我脸一下红了，感觉自己特像个孩子，闹着要大人买什么似的，忙说：“那哪行……”

女孩非常固执地把瓶子推过来，很善解人意地说：“你拿着吧，我们南方人，还有点不惯那个味。其实，我早想跟人换了。”

因为一瓶酸枣汁，我和女孩之间，一下没了那种陌生感。我们很自然地聊起来，说北京，说新疆，也说她的家乡。她说她叫王春，从四川凉山来，是彝族。当她听说我家在新疆，却是个苗族时，惊讶地扬了一下眉，说，哎呀，没想到，新疆也有苗族呀！

朋友缘也很奇怪，有些人天天能碰上，但相互间的交流，怎么也深入不了；而有些人，即使头一次见，也突然就产生一种互相倾诉的欲望。

我和王春，就是后一种类型。投缘吧。聊着聊着，当晚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已成了亲密的一对。那天，我先上台唱了首《永远是朋友》，可能这歌太对情境了吧，台下，掌声和口哨声响成一片，很多人不由自主地跟唱起来，气氛好极了。王春在我回来后，仍夸张地拍着手掌，十足一个“追星”女孩的样子，学着北京话嚷嚷：“媛媛，你真是盖了帽了，坐你旁边，我底气都足了不少呢！”她一欠身，把另一瓶酸枣汁递到我面前，得意地说：“爽吧？我从我们班一个男生那骗来的，专门献给你的哦！”

在接过瓶子的一瞬间我就知道，这个女孩，注定会成为我的知己。

每天清晨，王春都会到15号楼来叫我，我们会一边跑步，一边没头没脑地聊上半个小时，之后，我练声，她看书，一直到早餐时间。从王春身上，我依稀看到了姐姐的影子。

除了哥哥，王春也常过来帮我洗衣服呀被单呀什么的，时间长了，我倒像个小姐。有一次我死活不再让她洗，说老这样，别人怎么看我呀！她白了我一眼说，谁叫你会弹琴呢，你那双手，有钱也买不来。我笑起来说，那也不能这么娇呀！后来她就拿了一份报纸给我看，上面有篇文章，说钢琴师的手，绝对不要长期泡在水里。她说，宁信其有不信其无，管它真假，能做到的，干嘛不去做呀？

王春身上，无时无刻不体现着一种本质上的细心和善良，她帮了你，还总要找一个合适的理由，让你觉得这种接受并没什么不妥。

我常常想，遇到王春，应该是我大学四年最可骄傲的事情之一了。

因为每天练声，我嗓子有时特别累。为了养嗓子，我一般每天都喝两杯胖大海泡的开水。要泡东西嘛，水温当然越高越好。开水房晚六点时水温最高，我多是赶着点去的。

一个细雨飘飘的黄昏，我一个人练完声，刚想从琴房回宿舍，一抬头，才发现自己没带伞。雨不大，却淅淅沥沥不停，这么走回去，怎么着也湿透了。就等。等着等着，《新闻联播》的开始曲远远传了过来，七点了。

开水！我心里暗叫一声苦。

没戏了，胖大海。

雨停时，天已黑透。我回到宿舍，下意识地一提水瓶，呀，满满的一壶！再看看饭盒，也是满满一盒饭菜。

“我哥来过吗？”我问坐在床上的一个女孩。

“你哥？没见。”她正看一本小说，头也没抬地应着。

“那，谁帮我打的开水呀？还有饭？”不管是谁，怎么着也得谢谢人家吧。

“啊，饭呀，王春呗。媛媛，你真有那命，你哥，还有王春，对你好得都让人眼红！”她推开书，长长伸了个懒腰，叹道，“唉，命哪！”

我在心里笑笑，想，也许，真是命。

好友王春，是我人生中一缕幽幽的暗香。